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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19日电 题: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近日,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侯阳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微软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微软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微软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

  侯阳还表示,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微软在中国落户30年。从1992年微软在北京开设第一间办公室,到如今在中国分公司遍布上海、苏州、深圳、武汉、广州等13个城市,您如何评价微软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在中国市场耕耘这么多年,微软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侯阳:微软始终坚守作为一家全球科技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助力中国社会、企业、人才发展的成果。例如,面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国机遇,微软与各方深化合作,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技能的教育培训,广泛拓展人才发展前景,为更多人提供平等、包容的发展机会。

  在中国,微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市场和区域的特色模式,同时也深知拓展新市场的不易,因此我们希望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到更多的企业。微软一直积极助力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谋求更广阔的业务发展;同时也凭借自身经验,赋能更多跨国企业本土创新,且激发本地创新反推到全球。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支持中国发展的承诺,持之以恒地推进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各方伙伴携手共进,为中国技术、生态、人才、社会等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微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业务增长点?

  侯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稳居世界前列;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活力,外国企业有了更多在华投资兴业的机会,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

  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新常态下,从混合办公、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场景在中国快速发展普及就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具备的韧性和潜力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微软覆盖全球的技术、服务和资源,携手各行业客户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发掘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机遇,助力更多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跨国企业本土创新。

  中新财经:目前中国不少企业还面临数字化转型,并且具有紧迫性。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这对如微软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侯阳: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及运营效率,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传统以办公室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远程办公和混合工作模式使得企业在面临业务数字化,跨地区协同等问题时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我们与数以万计家本土合作伙伴建立了独特的共生关系,以助力本土创新。一方面,微软合作伙伴体系具有独有的“凝聚力”,集多年技术、能力、资金、资源一起,助力合作伙伴发展创新文化和业务韧性,提升技术与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软更加开放、更具多样性、更包容的本地生态体系,也汇集了成千上万家本土广域渠道伙伴的优势和能力专长,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业务需求的中国客户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

  作为一家有追求、有愿景的科技公司,微软将继续凭借先进的技术、开放的平台、全面的服务以及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网络,持续创新投入,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挖掘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机遇,更好地服务千行百业的企业客户实现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

  中新财经:通过控制碳排放,帮助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共识。中国也提出“双碳”目标,结合微软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侯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微软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先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持续投入。微软宣布了公司碳排放承诺以应对气候危机: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到2050年,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碳排放量总和。

  落户中国30年以来,微软也积极参与及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共同创建美好家园。新建的微软智能云绿色数据中心从四大“底层逻辑”进行脱碳——IT运营效率、IT设备效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数据中心的绿色理念发挥到极致。

  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的微软北京园区于2021年通过海淀区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综合验收,实现了27.9%的节能率,相比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放的碳排放额累计节约25027吨。

  在未来,微软将继续使用AI、IoT、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与行业伙伴合作,创造更有效的碳排放解决方案,为中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诸多政策措施中,您对哪些方面感受较深?有哪些建议?

  侯阳:营商环境逐渐成为企业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颁布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法案,让中国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提高,使得外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外企业合作方式也将更加国际化,这将使外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也将使中国更具全球号召力。这些无论是对微软自身在华布局,还是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的企业转型升级,都将带来积极地推动作用。

  落户中国三十年,微软始终看好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深具信心;微软在自身持续在华投入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经验和技术支持,帮助在华外企更好地开展业务。

  中新财经:微软未来在中国有哪些具体投资计划?投资金额、时间安排上,能否做一个介绍?

  侯阳:微软在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我们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在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与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点燃中国智慧、拓展中国机遇。

  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也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微软也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微软始终重视新常态下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人才保障。我们宣布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免费开放基础技术认证资格。再次升级“日出计划”,通过整合现有生态资源,构筑微软生态体系的学习就业平台。我们还准备与中国电子学会携手,共同推动平台化教育资源。

  微软同时也规划一系列创新举措,以促进合作伙伴生态活力循环。微软云伙伴计划将与有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开发类和服务类合作伙伴共同构建基于微软产品架构的深度应用与创新,赋能云总代拓展广域中小企业市场等一系列从全球到本土的合作伙伴生态战略及产品更新。

  中新财经:您提到在中国要加大人才吸纳,微软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实现降低人才创业门槛、反哺微软业务的?

  侯阳:新常态下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样也是对人才发展和培养的要求。基于此,微软发起了一系列赋能创新人才的计划,我们希望借助自身的平台、资源和技术能力,予力更多中国青年,成就不凡。

  微软积极推动面向不同人群的人才赋能,通过“编程一小时”助力中国青少年开启计算机科学新世界,“创新杯”为中国学生提供孵化创意的机会与平台;“日出计划”联手国内高校建立起需求对接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进阶体系;

  “数字技能赋能”项目旨在打造本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微光计划”为职业院校学生、残障人士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学习与就业环境;“数字未来•女性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中国科技女性提升数字技能,拥抱数字未来。

  在中国,微软一直以来致力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一系列面向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交流活动、高校科研合作以及课程建设大力支持中国本地化人才培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软件人才和创新团队,成为新技术、产品和研发团队的孵化器。

  微软还与各地方政府合作的微软创新生态赋能平台,覆盖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为本土创新人才提供从技术、资源到平台的扶持,为中国创新人才和开发者“加码”,并为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完)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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