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进心底的斑斓水色******
早市 黄志刚
那年·时代记忆 李国梁
母与子 冯晓东
毕棚沟风景 陆庆龙
停泊 姚芳华
写生(水彩画) 邓涵
塔吉克老人(水彩画) 李晓林
【学人谈】
近年来,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可以用“迅猛”一词来形容:艺术院校的水彩画教学由相关课程的设置逐步转变为水彩画系的建立;国内大大小小的水彩画创作团体陆续组织成立;国内外的水彩画展览和写生创作交流活动频繁举办;大量水彩画相关赏析、普及文章由各类媒体不断推送……中国水彩画发展在短短几年里变得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众多画种里,水彩画是极为活跃且十分适宜在各类公共文化场所展示、推广的一个画种。究其缘由,是因为水彩画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除了其鲜艳明丽的色彩、雅致清新的风格十分贴近大众审美外,创作材料稀松平常,绘画方式简便易行,也使得人们更易掌握。此外,水彩画在进入中国的数百年来,大都以小幅风景、静物的形式出现,种种缘由,使得水彩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作为“舶来品”,水彩画的发展历程与西方美术史有着很大部分的重叠。尽管水彩画历史悠久,但油画、雕塑、壁画等在不同时期各领风骚,成为艺术创作的主流,而19世纪之前的水彩画大多是描述性绘画,更多是作为补充,常见于风景、静物等主题的小幅创作中。直至19世纪末,纷繁的艺术形式与风格不断涌现,对绘画个性的强调被推向了极致,这也为水彩画带来了新的生机。因为它的鲜活、灵动,甚至种种不可控因素都可成为它的亮点,艺术家们从水彩画的创作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们常将水彩画比喻为轻音乐,这是基于其调性而言。在水彩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如丢勒、透纳、康斯特布尔、塞尚、罗丹、萨金特等西方绘画大师,以及中国老一辈艺术大家,如李铁夫、关广志、李剑晨、吴大羽、庞薰琹、吴冠中、古元等,正因他们的辛勤耕耘与不懈探索,大大拓展了水彩这一画种的深度与广度,也提高了这一媒介的知名度。当代中国水彩画的创作发展,除了对于媒介材料本身的关注,还应注重提升创作者自身的艺术水准,包括艺术家的胸怀、眼界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度,以及对美术史的认知,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创作者使用水彩这一媒介的角度、方式和作品语言的丰富性。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中国水彩画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近日,以“水彩让城市更精彩”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当代水彩邀请展暨水彩学术论坛在青岛举办。此次展览参与者众多、影响力甚广,通过来自全国各地优秀水彩画家创作的500余件作品,我们可以管窥当代中国水彩画创作,一探其多元的发展面貌。许多优秀作品从题材、形式、观念等多方面展现出水彩画的多样可能,让人眼前一亮。栾泓伟的《岁月如烟》、白固的《秋日》、胡巧玲的《食语》等作品注重个性化的语言表达,通过对景物的描摹传达出细腻的个人情绪;纪钦达的《培训班》、林波的《安全出行》、井旭的《悠悠的世界》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人与时代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崭新的视角探索具象绘画的表达维度;刘云生的《雪域老妇》、冯晓东的《母与子》聚焦人物主题,艺术家力求运用传统的表现方式,通过深入刻画塑造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物性格。此外,还有许多艺术家试图在创作中展现水彩语言的实验性与观念性,于具象与抽象的转换中,探索画面形式的疏密变化与简繁对比,以及色彩在水性张力下的变化极限。其中,邓涵的《写生》、姚芳华的《停泊系列》、王绍波的《岛城》、赵云龙的《无风的夏日》等作品让人耳目一新。
纵览参展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近年来的一些水彩画创作倾向于在纸面上玩味形式语言的变化,内容上则趋于超脱现实的表达,追求视觉上的快感。同时,全国不同地区水彩画发展的不均衡、创作者水平参差不齐,同样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锤炼创作技艺的同时,艺术家还需要具备紧扣时代脉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需要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此同时,中国水彩画的发展还需加强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研究,为实践提出更高的要求,理论与实践同频共振,方能使作品生发出创新的力量。
我想,水彩画也许就是万花丛中那一朵淡雅的小花,它就应该以自己轻快、明媚、透亮、飘逸的姿态展现于世人面前,去传达人的情感与思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可以有所突破,有人尝试以超大尺幅展现其魅力,有人将宏大题材搬上水彩画纸,有人借助新材料、新技法探寻艺术语言的新表现……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水彩画以求突破的一种实验,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实验。尊重传统,继承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不停留在过往,方可行稳致远。
(作者:李晓林,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百年茂腔推陈出新与时偕行******
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青岛、潍坊、日照等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在200多年传承衍化中,形成了“四大京、八大记”等传统代表剧目,在城乡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几年,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变迁,一批茂腔新作不断涌现,拓展了剧种选题领域,展现了新时代新风貌。同时,如何处理好舞台表演与展现现代生活的关系、处理好本剧种特色与其他表演形式之间的关系,成为茂腔新剧目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所面临的一道思考题。
《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概述茂腔时提出:“丰富、质朴、精湛的艺术特色,是茂腔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作为起源于民间的剧种形态,茂腔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其语言艺术、声腔音乐还是表演风格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还被称为“胶东之花”,在许多剧目中包蕴着胶东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像传统茂腔《梁山伯与祝英台·下山》中所唱:“走一洼,又一洼,洼洼长得好庄稼,长得高的是胡秫,长得矮的是芝麻,不高不矮是棉花,棉花地里带西瓜……”语言不仅富有生活气息,还展现了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景象,与其他剧种同名剧目在风格上具有一定差异。
时代在变,审美、观念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茂腔进入城市剧场后无疑需要吸收崭新创作元素与舞台手段,但如何从容展现全新的时代和人物形象,又不丢失剧种自身魅力?首先,要从传统基因中发掘鲜活元素,正确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比如,新编茂腔《秧歌乡的故事》围绕“老冯头”、李香兰等三对老人的“黄昏恋”及养老问题这一主线,贯穿胶东国际机场建设、旧房拆迁等事件,既保留了茂腔质朴通俗的风格样貌,又融入胶州大秧歌这一本土艺术符号,将两种艺术形态巧妙融合,就很好地实现了立足传统、开掘出新。值得一提的是,秧歌表演在剧中不仅作为老年人情感的媒介、剧情发展的线索、地域形象的表征,其载歌载舞的特色还与戏曲舞台的“歌舞演故事”高度契合,从而成为舞台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秧歌既扭出了欢声笑语,营造了情境、烘托了氛围,还作为贯穿全剧的一条副线,与主线交织丰富了全剧的歌化、舞化叙事,呈现出茂腔表演艺术新亮点。正因为抓住了创作规律、找准了切入点,该剧在大量吸收民间音乐、舞蹈元素的同时,展现出熟悉的陌生感、浓烈的地域感和鲜明的时代感,获得了广大受众的高度认可。
其次,戏曲作为场上艺术,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最终都要落在演人物、演故事上,但其方式又区别于案头文学、影视艺术及话剧、歌剧等,在总体呈现上讲求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因此,其新剧目创作还应在表演的程式化与生活化之间找准尺度。
像茂腔等一些地方戏剧种本身起源于乡土,且传统戏中展现婚姻生活、家长里短的剧目占较大比重,它们不像京、昆等大剧种那样有严谨的规矩范式,反而在表现日常生活、传递人物情感方面有相对丰富的表达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程式,而是要通过程式动作与生活动作的圆融,更好地实现舞台空间的虚实相生之美。仍以《秧歌乡的故事》为例,在“老冯头”过生日一场戏中,他的儿女送上了二胡、鸟笼子等生日礼物,却各有各的盘算,尤其是儿媳妇巧真怕拆迁补偿款被打折扣,极力反对“老冯头”和李香兰的恋情,导致一场家庭聚会不欢而散。舞台上以几组可移动的桌子代表酒店包间,空间布局十分简约,众人向“老冯头”献上礼物的动作也被处理得自然流畅,结合了台步、云手等程式表演,既有舞台美感,又有生活气息。这些新场景的展现都是对生活动作加以提炼而完成的,亦达到了戏曲舞台动静相宜的效果。
另外,新剧目尤其是现实题材剧目,因为记录历史进程、讲述时代故事,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当下的、新鲜的,观众也就不可能像欣赏传统老戏那样对剧情滚瓜烂熟,只管“闭着眼睛听戏”。比如,茂腔现代戏《党费》展现了女共产党员黄新带领战友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英勇献身的故事;《失却的银婚》揭示了一位曾受百姓爱戴的干部在利益诱惑下跌入贪腐深渊、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历程……这些新剧目取材的角度较之传统戏更宏大、更丰富,在二度呈现中更需及时扩容舞台理念、技巧及手段。
从此种意义来说,新剧目创作还需要创作者从本剧种规律出发,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体验其所经历的喜怒哀乐,灵活调用语言、唱腔、身段、步法等为剧情服务、为塑造人物服务,同时,广泛向其他剧种及表演样式学习,吸收并内化为对本剧种、本剧目有帮助的新方法、新手段,才能更好地呈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孙丛丛)